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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莘东霞  

2017-12-21 19:38:11|  分类: 引用 教学 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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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中国传统榜书网《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莘东霞》
第三章: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莘东霞
班固:象形 象事 象意 象声 转注 假借
郑众:象形 会意 转注 处事 假借 谐声
许慎:指事 象形 形声 会意 转注 假借
班固作《艺文志》乃是因袭刘歆的《七略》而成,郑众为郑兴之子,许慎的老师贾逵为贾徽之子,而郑兴、贾徽也同为刘歆的弟子,因此三家的六书说其实都应出于西汉的刘歆,而刘歆之学又应承其父刘向而来。荀悦《汉纪》卷二十五引刘向《别录》云:
凡书有六本,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东汉学术重视家法的风尚使刘向的六书学说发生了根本改变。据此可见,班固的六书说虽直袭刘向,但郑众、许慎则对刘氏的说法都有所修正,这些修正尽管从表面上看只是名称和次序的差异,其实则反映了他们对于文字起源和其发展过程的不同认识。班固所继承的刘氏六书说归纳得颇为颇为整齐,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属于一类,转注和假借属于另一类。前一类应该反映着文字产生的先后次序,而后一类则似乎与创造字形的工作无关,应该体现着早期文字创造新词的方法。许慎的六书理论与这种说法最为接近,只不过他将刘氏的象形与象事互调,象意与象声互调,并且会意一名取郑众的说法,又变刘氏的象事、郑众的处事为指事,刘氏的象声、郑众的谐声为形声。尽管许慎以为指事字的出现比象形更早,形声字的出现又比会意更早,但他将造字方法与造词方法截然分开的做法却与刘氏没有丝毫的不同。
郑众的六书说其实是自刘歆之后最有创意的理论,他改变了刘氏的六书名目,打破了将六书截然分为两类的做法,以转注与假借纳入到造字的方法之中,将字形的创造与字义的发展融为一体,使文字更明确地显示出字义的衍申变化以及其记录语言的特点,致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可描述的动态形式。按照郑众的理解,转注和假借都不是在所有文字创造完成之后才出现的用词习惯,转注位于会意之后,假借位于处事之后,这种安排意味着,两种方法早在形声字出现之前早就发生了。毫无疑问,这个次序不仅对于形声字出现原因的探求极具启发,即使从先民不可能将造字法与造词法彼此分割的做法来看,这个意见也是客观公允的。
虽然象形、象意、形声可以完整地涵盖一个字的形、音、义,但在形声字出现之前,无论象形还是象意,显然都已有其固定的读音,这其实已为假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此,假借法的应用应该是人们开始注重借语音而丰富词汇以方便交流的结果,这正为形声造字法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目前所见的早期文字资料恰可以证明这种看法,因此,郑众的六书次序其实对于讨论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是极具价值的。以往的学者皆因郑氏的六书次第特立异而以为无稽,但叶大庆《考古质疑》以为:“古人制字,皆有名义,或象形而会意,或假借而谐声,或转注而处事。”这些说法虽然未必阐明了郑众六书学的本质,但却肯定了郑学的价值,因此,郑氏的六书学其实是颇值得深入研究的学说。
清乾嘉以来的学者普遍以为所谓象形、象意、象事、象声四书为造字之法,而转注和假借二书为用字之法。造字之法的目的在于创造新字,而用字之法则为通字义诂训。唐兰甚至打破六书而提出象形、象意和形声的所谓“三书”理论。然而陈澧于《书江艮庭徵君六书说后》则坚守六书造字的传统说法,他认为:戴东原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为字之体,转注、假借二者为字之用。段懋堂谓宋以后言六书者不知转注、假借所以包括诂训之全,乃谓六书为仓颉造字六法。如江氏之说,则转注诚造字之法,而非诂训。又假借如本有正字,而经典相承用假借字者则用字之法,若“西”字“来”字本无正字,假借鸟栖来麦之字,安得谓非造字之法乎?则谓六书为造字之法,又可讥乎?
这种说法显然并非没有道理。转注和假借虽然并未创造新字,但却创造了新词,这当然也是一种创造,尽管与创造字形的四法相比,其与造字的关系要相对疏远。但清儒将新字的创造与新词的创造截然分并,却并不符合语言和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事实上,六书理论作为古人对于造字方法的总结应是可以接受的事实,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四法创造了新的字形,可以称为造字之法;而转注和假借是在原有的字形上创造了新词,因此可以称为造词之法。
有关六书义例,目前所见唯有许慎一家之说,但许氏的说法颇为笼统,将其运用于古代文字的分析,也有很多不尽符合事实的地方,所以宋人郑樵利用六书对文字进行了新的分类。但他没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古代文字,而以经过规范后的后世文字体系去适应六书,所得的结论当然也就错误百出。比如郑樵于象形之下又分兼生一类,包括形兼声和形兼意,其中以“齿”、“箕”、“壘”、“禽”等字为形兼声,实际都已是形声字,而非象形;而他认为的形兼意的“爵”、“页”等字其实都是象形字,而“弃”、“具”、“兵”、“共”等字则为会意字,也11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第401—404页,齐鲁书社,1981年;《中国文字学》,第75—79页,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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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可以作为形兼意的文字。这种分类方法对清代的学者仍然具有影响,如朱骏声、王筠等人都曾根据隶变之后的规范文字而以六书进行分类,结论自然也不甚可靠。因此,既然六书反映了古代文字的创造活动,那么对于这一理论的研究,脱离出土的早期古文字资料是不可想象的。
六书的理论倒底形成于什么时代,现在已很难稽考,假如它并非像学者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战国时代的人们根据当时流行的文字的一种理论总结的话,那么班固、郑众和许慎的三种不同的六书名目与六书次序或许就有可能反映着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观点。事实上,刘歆与班固的学说于造字四法皆称“象”,即留有早期文字形成的明显痕迹。而许慎理论中的“形声”一名,无论相对于班固的“象声”抑或郑众的“谐声”,其所体现的文字规范的程度都已大为进步。因此对于早期的六书理论,过多地注入人为的是非倾向而予以取舍并不适宜,三人的六书学说既有其合理的成份,也存在不甚合理的内容,这种现象似乎反映了文字动态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特征,显然,将不同的六书学说综合地加以分析则是必要的工作。
一、象形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意即屈曲,因此“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就是依照客观物象的形状,随其凹凸满损、方圆曲直进行直观的描绘,目的则是使所描绘的图像符号必须能够真实地反映物象本身的形象特点,而这个形象本身也就构成了文字固有的本义。
原始象形文的取象基础当然只能是人们熟悉的客观物象,包括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体和器物,这六项内容可以基本概况象形文的取象范围。南宋郑樵在《六书略》中将象形文又分为正生和侧生,其中正生包括天物、山川、井邑、艸木、人物、鸟兽、虫鱼、鬼物、器用、服饰十项,而侧生又分象貌、象数、象位、象气、象声和象属六项,其中侧生的六项虽以类分之,但有些文字的创制方法或可归入正生,或已不属象形,如原象位的“”本为左手的象形,应属人物,而属象貌的“文”、“生”则为会意字,已不属象形。所以郑氏对于侧生的分类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据,而他对于正生的划分虽明显可以看出是受《易·系辞》的影响,但又过于杂乱。唐兰则将象形文归纳为四类,第一为象身,凡人身的五官四肢,几乎每一部分都有物可象;第二为象物,包括自然界的一切,只要能画出来的物象,皆属此类;第三为象工,凡人类发明的工具、武器、建筑、服饰,皆属此类;第四为象事,即为许慎所讲的指事,包括一些抽象的形态和数目1。这种分法虽比《系辞》的分类大为简明,但将指事字统统归入象形,其合理性似乎还需要研究。不过有一点应该特别强调,无论《系辞》的分类、还是郑樵、唐兰的分类,早期象形文本该包括的一类基于先民的宗教观念与神化想象的文字却都没有涉及。如甲骨文的“虹”字本作“”,象双首龙形,是出于对天上的彩虹2而为双首龙的想象;而“龙”本作“”,是对苍龙星象所构成的形象的想象,这些文字所占的数量虽然不多,但确实可以作为独立于《系辞》六类之外的一类象形文而存在,甚至这类象形文的出现时代也非常之早。 123 唐兰:《中国文字学》,第87—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冯时:《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9卷第2期,1990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3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3 早期动物的象形文都据其静止的状态而描绘,所以四足的动物只画两足,两足的动物只画一足。而在河Word文档免费下载:
第三章: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莘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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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以象形方法造字,总是描绘物象的常态特征或终极特征,这样才能将许多看似类似的事物加以细致的区分。如“日”、“月”同写星辰,但“月”本作“”,以月亮的亏缺为常态,而“日”本作
“”,又以日实为常态,如此则“日”、“月”便有了明确的区分。又如“马”、“象”、“豕”、“犬”、“狼”虽同写动物,但“马”本作“”,以长鬣为特征;“象”本作“ ”,以长鼻为特征;“豕”本作“”,以短尾为特征;“犬”本作“”,以卷尾为特征。而“狼”则本作“”,以曳尾为特征。而“鸟”、“乌”、鸡”皆属禽类,但“鸟”本作“”,以短喙为特征;“乌”本作“”,以巨喙为特征;而“鸡”本作“”,以高冠为特征。又如“虫”(它)、“蚕”二字取象极近,但“虫”(它)本作“”,象虺蛇巨首细身曲阿之形;而“蚕”本作“”,则像蚕身首一体之形。可见二者的分别,都是突出其最具特点的部分。而“禾”、“来”、“黍”同写作物,但“禾”本作“”,以谷物成熟而穗头低垂为特征;“来”本作“ ”,象直穗的麦子成熟而侧叶弯重;“黍”本作“”,则象黍作成熟而穗散低垂之形。作物初生时的形状并不容易区分其品种,而成熟之后的特征则表现得十分鲜明,所以作为成熟的状态柯被古人用为造字的取象基础。据此可见,古人的象形之法造字,其对于事物特征的观察是极为仔细的。
古人以象形之法造字,所创造的文字都是独体之文。但借秦篆而解六书,则又以象形乃有独体与合体之分,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
有独体之象形,有合体之象形。独体如日、月、水、火是也;合体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从目而以象其形,箕从竹而以象其形,衰从衣而以象其形,从田而以 象耕田沟诘诎之形是也。 此等字半会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
这种观点如果与早期的甲骨文金文对照分析,都可以看出其荒谬无据。如“眉”字甲骨文作“”(《明》1854),或“”(《京津》2082),金文作“”(小臣 簋)或“”(周愙鼎),本为象形文,象目上生眉之形。眉本依附于目而存在,所以眉的象形文必须连目而绘。而秦篆作“”,于字形已有讹变。许慎据此更以“”上之“”乃象额理,更是望文生义的臆说。“箕”字甲骨文作“”(《甲》751),金文作“”(大盂鼎)或“”(颂鼎),本像簸箕之形,后增“”为声符而作“”(虢季子白盘)已由象形文规范为形声字,后又因“其”久借为虚词,于是又在“其”字的基础上添加“竹”为意符而写作“箕”,形成了新的形声字。“衰”于甲骨文金文未见,战国文字作“”(《郭店·成之闻之》8),本为象形文,秦文字则截取其下部的“”为声符而制“”字(《云梦·为吏之道》33),已规范为形声字。此与“裘”本作“”(《前》
7.6.3),为象形文,后作从“衣”“求”声的形声字的道理相同。而“”字甲骨文作“”(《甲》2124)金文作“”(豆闭簋),乃象田之疆界,为象形文,后增“田”为意符而规范为形声字。由此可见,这些由段玉裁称之为所谓合体象形的文字其实都是独体的象形文,只不过段氏将其后孳乳而成的形声字或象形文的变化结构误认为是合体的结构而已。事实上,象形文都以事物的整体形象作为被描写的对象,因此其所产生的象形符号只有独体之文,并没有什么合体的象形之字。而每一个象形文都有其固定的字形、字义与读音,成为构成文字的最基本的符号。
二、会意
升天的灵蹻而存在,都只画两足。从而与其并存的虎作四足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可见早在公元前四千纪的中叶,龙的形象已据星象的形象而得以神化。参见冯时:《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中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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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于刘歆、班固又叫象意。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会意者,比类合宜,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段玉裁《注》:“刘歆、班固、郑众皆曰会意。会者,合也。合二体之意也。一体不足以见其义,故必合二体之意以成字。谊者,人所以宜也。先郑《周礼注》曰:今人用义,古书用谊。谊者本字,义者假借字。指撝与指麾同,谓指向也。比合人言之谊,可以见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谊,可以见必是武字,是会意也。会意者,合谊之谓也。”故据许说可知,凡会意之字必由不同的“文“相互组合,从中反映出新的字义。然而从文字发展的角度讲,早期的会意字并不是通过所谓“比类合谊”的方法创造的,它们大多以独体的形式出现。因此,如果许慎所说的会意只是专指那些由不同的“文”组成的复体之“字”的话,那么早期的独体会意字更适宜遵循刘歆的说法而称为“象意”字。这意味着会意字的发展应该经历了由独体之“象意”文字到合体之“会意”文字的发展过程。
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天”作“”,象人正面站立而独大其圆首,只是甲骨文由于契刻的原因,圆首或刻为方首。这个字如果用六书去分析,应该属于独体的象意文字。天是圆的,它的位置在人首之上,形象并不容易表现。然而古人有以人身比附宇宙的传统,头在人身之颠,恰与天在宇宙之颠的位置相合,而且圆形的人首也有盖天家所认识的天盖形状吻合,于是古人便以圆形的人首象征圆形的天。《淮南子·精神训》:“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卢辩《注》:“人首圆足方,因系之天地。”这些思想恰好反映了“天”作“”的造字理念。因此古人以人的圆首象天其实正是运用了象意的手法。其后“天”又作“”,从“大”从“上”,比类二字而合 在人首之上的意义,《说文·一部》:“天,颠也,至高无上。”正是基于这一字形的解释,至此,象意之文则发展为会意之字。
会意字是从早期的独体象意文字发展而来,对于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坚实的证据。如“齂”字本作“”,象人卧息而独大其鼻,为象意文字。《说文·鼻部》:“齂,卧息也。”卧息也即睡卧而鼾起之意,所以《广韵》训齂为“卧气激声”谓鼾声劲烈,所以造字者独将鼻子突出而绘,用意十分巧妙。而相同之字见于同一件彝器则又作“”,已为合体之会意字。其中睡卧之人与鼻子已分为二体,“”像人睡卧之形,“”则象鼻孔喷张而鼻毛外飘,而鼻毛飘动正可寓指鼾声,其后更由“”而演变为“隶”,作为声符。《说文》以“齂”读若“虺”,正像鼾声。所以“齂”从原始的象意文字发展为会意兼声之字,后又发展规范为形声文字,这个脉络是清晰可察的。《说文·尸部》又有“”字,也以“卧息”为训,与“齂”相同,应当就是“”字的变体。仍保留了其本为象意字的特征。
象意文字相对于会意而言应该是独体的,它在字形上近似象形文字,但与象形文字不同的是,象意文字对于字义的表示并不强调这一完整形象的本身,而只注意这个字形的局部意义或可意会的意义。如“终”本作“”,像树叶零落之形,但字义并不以陨萚为义,而以落叶将尽而意会终了之义。又“者”本作“萚”,象日出之前晨光暗昧而树影婆娑之形,但此字于甲骨文用为“暏”,今作“曙”,专指昧爽时称。《说文·日部》:“昧,昧爽,且明也。”“暏,且明也。”且明意即将明而未明之时,所以“者”字本不以树影婆娑为义,而是借树影的婆娑以说明光影朦胧的景象,并寓指天地将明的时段。又如“若”本作“”,象人理发而使其顺畅之形,但字的本义并非旨在表现理发的动作,而在于强调其梳理的结果,故“若”有顺义。而“交”本作“”,象人交两髀之形,《说文·交部》:“交,交胫也。从大,象交形。”然而两髀相交却并不是造字者通过字形所要传达的本义。古人以“髀”为测影之表,这个传统不仅古老,而且根深蒂固。表是测影的工具,当然也是测定四时和四气的工具,四气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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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因此古人制“交”字而独交其两髀,正是以象征髀表的腿骨的交泰暗寓阴阳之气的交通。很明显,通过这些字例可以看出,象意造字法所体现的先民的想象是丰富的,象意文字所表达的语意也是丰富的,它既有古人对于自然万物的细微观察,也有形而上的哲学思辨。
独体的象意文字大部分在创制之初即已具有了固定的形体,有些则自合体的会意字省减而成。如“吴”本作“”,为会意字。《说文·矢部》:“吴,大言也。从夨口。”又云:“夨,倾头也。从大象形。”许慎所训“吴”为大言,实即大声喧噪之意,徐锴解为“夨口以出声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大言非正理也,故从夨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大言疑矢言之譌,谓反侧之言”。皆不明“吴”字本义。其实古人合“夨”、“口”二字而会意,并不是以“夨”为大言的发声者,而是要借“夨”字作“”的倾头之形,而表示其闻听大言而避让的状态。所以古人以大“口”以示放声喧噪之音,而以“夨”字示惊于其声而让避之态,合二字而作“”,正像人闻讙譁之声而惊闪躲避之形,这便是“吴”字所会之意。其后又于“吴”字读取“夨”而别造新字,以象人倾头之形。但早期“吴”、“夨”二字互用,读音也同,如文献之“叔虞”,金文则作“叔夨”(叔夨方鼎),仍可见“夨”源于“吴”的变化轨迹2。
早期的独体象意文字并不很多,所创造的文字数量有限,因此以会意之法造字,将两个甚至更多的象形符号进行重新组合,则是古人采用的更为普遍的做法。人们可以通过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创造文字,也可以通过建立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创造会意字,总而言之,会意字打破了独体之文象意的局限,因此它所创造的文字的数量远非象形与象意可以比拟。
以会意的方法造字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一是以形会意,其二是以意会意。所谓以形会意即通过不同文字字形之间的联系而表达新的字义,而以意会意则是借文字字义的联系而传达字义。运用以形会意的方法,人们可以通过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不同组合,通过表现它们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创造新的文字,如“从”作二人相从之形(图一,1),“众”作三人相聚之形(图一,2),“北”作二人相背之形(图一,3),“保”为一人反手负子于背之形(图一,4),“并”作二人相连之形,(图一,5),“並”作二人并立之形(图一,6),“替”为二人替换之形(图一,7),“毓”作妇人分娩之形(图一,8),“夾”作大人挟二人之形(图一,9),“鬥”作二人相搏之形(图一,10)
如果人们强调身体的某一部分与他人的关系,也可以创造相应的会意字。如以手接生为“孚”(图二,1),双手弃子为“弃”(图二,2),手系发辫为“奚”(图二,3),以手逮人为“及”(图二,4),以手捉人而使之服为“”(图二,5),以手抑人而使之跪为“印”(图二,6),走在人前为“先”(图二,7)。
这些文字虽然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这显然不是先民活动的全部,人们需要为建立人与各种事物的联系而造字,以便表现生产与生活的更广泛的活动。如“伐”象以戈击人之形(图三,1),“休”象人倚树之形(图三,2),“依”字象人服衣之形(图三,3),“浴”字象人浴澡之形(图三,4),“饮”字象人饮水之形(图三,5),“耤”象人踏耒耕作之形(图三,6),“雩”字象巫舞祈雨之形(图三,7),“執”象枷梏人手之形(图三,8),“刖”本作割锯人足之形(图三,9)。在这方面,相同的符号有时由于组合形式的不同,便会体现出1
1 冯时:《天地交泰观的考古学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文集初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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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的字义。如“即”本象一人就食之形(图三,10),故有“就”或“正在”之义;“既”则象一人回首,以喻就食完毕(图三,11),所以字有“已经”之义;而“饗”作二人对坐共宴之形(图三,12),遂有饗义。显然,会意字通过字形结构的不同变化,可以产生丰富的字义。
如果仅仅强调人体各个器官与不同事物的组合,人们也可以根据不同字形体会出相应的字义。如“占”作骨中呈现卜兆而以口问龟断事之形(图四,1);“監”作皿中储水而人自上视之监照之形(图四,2);“頮”作人以皿中之水洗面之形(图四,3);“闻”作人掩口无声而耸耳静听之形(图四,4)。在这些文字中,“口”、“目”、“又”、“耳”本为象形文,但在会意字中却都表示相应的动作。如“口”喻贞问断事之意,“目”喻监临之意,“又”喻抹面之意,“耳”喻聆听之意。又如“止”是足掌的象形文,但却可以表现行走的动作,如二足相连为“步”(图五,1),二足涉水为“涉”(图五,2),二足登山为“陟”(图五,3),二足下山为“降”(图五,4),一足外行为“出”(图五,5),一足内行为“各”(图五,6),荷戈而行为“武”(图五,7),围邑而行为“韋”(图五,8)。“夭”本趋义,其下从“止”为“赱”(图五,9),更从三“止”为“奔”(图五,10)。
手是人们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肢体,因此在会意字中,手与不同事物的配合便可以表现不同的字义。如以手措物为“叉”(图六,1),以手取贝为“得”(图六,2),以手捕鸟为“獲”(图六,3),以手奉肉为“祭”(图六,4),以手握禾为“秉”(图六,5)。手持二禾为“兼”(图六,6),以手把玉为“弄”(图六,7),以手执旗为“史”(图六,8),以手持弓挟矢为“射”(图六,9),以手开户为“啟”(图六,10),以水洗手而盘盛之为“盥”(图六,11),以手牵象为“為”(图六,12),以手收穗为“采”(图六,13),以手摘果为“采”(图六,
14),手解牛角为“解”(图六,15),以舟相付为“受”(图六,16),以杖及人为“爰”(图六,17),一人持物而他人争之为“争”(图六,18),双手贡册为“典”(图六,19),双手奉豆为“登”(图六,20)。
物与物组合而成的会意字也有很多。如“寶”作室中储贝玉之形(图七,1),“集”作群鸟落于树上之形(图七,2),“喿”作树上群鸟共鸣之形(图七,3),“初”作制衣之始而以刀裁之之形(图七,4),“斷”作以刀绝丝之形(图七,5),“析”作以斤析木之形(图七,
6),“閑”,作门隙见月之形(图七,7),“沈”作以牛沉河之形(图七,8),“旦”作日出水中而连影之形(图七,9),“昃”作日过中而人影斜侧之形(图七,10),“莫”作日落于草莽之形(图七,11)。事实上,某些会意字何以必须具有某一特定的意义而不能改变,其原因除反映古人特有的观念之外,地域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如“莫”与古“暮”字,象太阳落于丛莽之中,为什么这样的景象一定是指黄昏时刻,而不可以指旦明之时?原因就在于造字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以东方为海域之地,所以旦明之时看到的景象正为日从水中而出,而西方唯见森林草莽,昏暮之时便呈现日落于丛林之中的景色。由此可见,地理特点的差异对于会意字字义的限制也具有决定的意义。
会意字的另一类结构为以意会意,这种方法所强调的并不是字形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不同会意符号的字意之间的联系以创造新的文字。如“黍”本作黍作的象形文而从水(图八,
1),但它的本义却并不是表现黍栽于水田之中,而是取水性暗喻黏性,而指黍作性黏的特点;而与其相对的“穈”字则以散粒饰于作物周围(图八,2),以示穈作不黏而性散的特点。其他文字如大火为“赤”(图八,3),日永为昶(图八,4),往古水灾之日为“昔”(图八,5),月出为朏(图八,6),山高为“嵩”(图八,7),人言为“信”(图八,8),表意已经更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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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这种通过不同符号在意义方面的联系而创造文字的方法,对于隶变之后的汉字的创造依然适用。如不正为“歪”,山石为“岩”,小土为“尘”,上小下大为“尖”等,不一而足。
会意字本是通过不同象形文形义的联系而表现字义,因此重在表意,并不重表音。如“为”作以手牵象之形,“得”作以手取贝之形,“寶”作室中藏贝玉之形,其字形结构中本来都没有表音的成分。但在另一类会意字中,构成文字的形义部分有时却也同时兼具表音的作用,于是许慎将这种现象称为“亦声”。《说文》中所列的“亦声”字例很多,如《匚部》:“医,盛弓弩矢器也。从匚矢,矢亦声。”实“医”本薮矢之象,为会意字,矢则兼而表音。《页部》:“頛,头不正也,从页耒,耒,头倾,亦声。”“耒”本象表面曲柄,也兼表音。又如《部》之“”,为“从又歺,歺亦声”,
《癶部》之“樊”为“从棥,棥亦声。”皆属此类。然而由于许氏唯以小篆说字,不明汉字的本形及其演变过程,以致使他所归纳的“亦声”也存在很多错误,其中相当一部分字例本应属于形声字,反被许慎视为会意而强以“亦声”注音。如《句部》所收“拘”、“笱”、“鉤”三字皆谓“句亦声”,实际应该分别录入手部、竹部和金部,为形声字。而《丩》部所收的、“纠”二字皆谓“丩亦声”,也当分录茻部和糸部,同为形声字。这类形声字的产生过程犹“且”后作“祖”、“豊”后作“礼”,都是在本字的基础上添加形旁而形成的,宋人将这种现象总结为“右文”说,它显然并不属于会意字的范畴。而“饗”本作“鄉”,乃象二人对坐共食之形,因字与宴会有关,遂后即为“饗”的本字。增“食”为形符而孳乳为形声字。《说文·食部》:“饗,鄉人饮酒也。从鄉从食,鄉亦声。”可见这个解释也是不对的。
真正具有表音成份的复体会意字,有很多被许慎的误解湮没了。如“受”本象二人以舟相付之形,“舟”则兼表读音,“受”“舟”古音皆在幽部,读音相同。《说文·受部》解“受”作“从受,舟省声。”但古文字“受”皆从“舟”而形不省,知其应当从受舟,舟亦声之字。又如许氏以“信”从人言而会意,并无表音成分,但也有学者认为“信”或从“身”,而“人”、“身”的古音都与“信”相同,所以也应该兼作表音。战国文字“信”又作从“言”从“仁”之形,显为表示读音的部分、古音“信”与“身”、“人”、“仁”同在真部,读音相同。此外,许慎以“即”、“既”皆为形声字,但“即”本作一人就食之形,“既”本作一人食毕之形,皆为会意字。所以段玉裁以为“即”字应当分析为“从皀卩,卩亦声”,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其实“既”字的结构与“即”字相同,“旡”也同样应该是具有表音的作用而为“旡亦声”。古音“即”与“卩”皆精纽质部字,“既”与“旡”皆见纽物部字,双声叠韵,读音全同。
会意字中兼表读音的形符有时是可以简化的。这种方法在许慎称之为“有声”。不同的是,许氏的“有声”之说唯见于形声字,其实会意字也存在这种现象。《说文·茻部》:“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茻亦声。”“莫”为“暮”的本字,甲骨文或省“茻”而作“”,因此“茻”作为兼表读音的符号,由于其结构的简省,对于省形的“”字而言也可以解作“茻”省声。相同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金文的“展”字。“展”本作“”,象展旗而旗章尽现之形,其中之“”为展旗的工具,乃矩尺之象形,因此“”兼作表音,显然应当视为“”字的省形,而“展”字的本形也析为“”展旗而“”省声。通过这些字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会意字并非只在表意,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文字,其形符也兼而表音,这不仅体现了文字记录语言的发展趋势,也为形声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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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莘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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